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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访问中国时，我告诉她一句话。我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她说：“是吗？”表示她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说“不是吗？我比你大10岁，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政权作斗争，参加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上中学呢。”————1999年3月15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只有让学生不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学习上，而留下许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他才能顺利地学习……（这）是教育过程的逻辑。
人生中真正的成就感,并不是比较得来的
诚信者，天下之结也。
我曾经是一个失败者，中国人骨子里是成者王败者寇。做了希望小学，我也不敢说，说了之后媒体会骂我。投资华夏银行我赚钱，也是我的错。找不出其他的毛病，就说我投机。这可能就是中国文化。硅谷是容忍失败的，而且投资人对失败次数比较多的人更信任，觉得你有经受失败的经历后才能避免失败。相比之下，国内环境对失败者还不够宽容。
极权主义下的平均、中庸、共贫、互贬，养成了一般民众对杰出物象的超常关注和超常警惕。这种心理习惯在本世纪经历了长久的“大一统”、“大锅饭”之后更成为一种天然公理，因此也必然地延伸到了新时期。几乎每一个改革探索者都遇到过嫉妒的侵扰，更不要说其中的成功者了。人们很容易对高出自己视线的一切存在投去不信任，在别人快速成功的背后寻找投机取巧的秘密。文明的人类总是热衷于考古，就是想把压缩在泥土里的历史扒剔出来，舒展开来，窥探自己先辈的种种真相。那么，考古也就是回乡，也就是探家。探视地面上的家乡往往会有岁月的唏嘘、难言的
别用男朋友的生日做密码－－－－常常换,很烦的
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却是为人的正轨
一个人只要肯深入到事物表面以下去探索，哪怕他自己也许看得不对，却为旁人扫清了道路，甚至能使他的错误也终于为真理的事业服务。